1948年2月19日清晨安徽股票配资公司，天光大亮。
台北青田街6号日式宅院里，保姆照例起床准备开门做事，却感到一丝异样的沉寂。
她发现每天坚持凌晨3点起床读书写作的许寿裳居然还没起身，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
要知道这位主人几十年如一日，晚上9点必定就寝，凌晨3点准时起来，不是埋头读书就是伏案写作，从不偷懒。
保姆心里一紧，赶紧去叫醒许寿裳的幼女许世玮。
许世玮当时正在台湾大学农学院读书，跟父亲一起住在这处寓所。
听了保姆的话，她也觉得不对劲，立马从床上爬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往父亲房间跑。
房门虚掩着，锁已经被撬开了。
许世玮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脑子嗡嗡作响。
她推开门，只见书房里一片狼藉，稿纸、书籍散落一地，像是被翻找过。
她冲到卧室，蚊帐低垂，隐约看见里面有人。
她掀开被子的瞬间，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那画面成了她后半辈子永远无法抹去的梦魇。
父亲躺在床上，颈部被砍了好几刀，血把床单全染红了，连蚊帐上都溅满了血迹。
奇怪的是，父亲的面容很安详，没有丝毫挣扎的痕迹，脸上甚至看不出痛苦的表情，像是在熟睡中就被人下了手。
这一天，台湾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一个致力于文化重建的开拓者，一个鲁迅35年的挚友。
消息传开，整个台湾文化界震动了。
有人说这是第二个闻一多，有人说这是政治谋杀，更多人则在私下议论，这个案子不简单。
很简单的道理，许寿裳家里不富裕是人人皆知的，他一辈子清贫，没什么财产可图，平日待人谦和忠厚，也没什么仇家，为什么会在睡梦中被人残忍杀害？
当天上午，警察、宪兵、便衣特务，甚至台北市市长都来了。
他们在许家四处勘查，对着保姆、许世玮还有邻居反复盘问，又是取指纹又是翻箱倒柜，还特意翻看许寿裳的日记和私人信件，追问几天前被偷的自行车下落。
一个不知名的便衣看着那把作为凶器的柴刀，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根据这把凶器，就可以断定凶手是什么人。
许世玮听出来了，他们是想把这件事说成普通的入室盗窃。
跟她一起在台大念书的同学低声说，事情明摆着，13号来偷自行车就是个烟幕弹，是先来踩点，看怎么下手的。
许世玮也这么认为。
既然是要偷财物，父亲压根儿没发现小偷，一直在熟睡，人为什么要杀他呢？
这不合常理。
当天下午，台湾省新闻处处长林紫贵在许寿裳故交李季谷家召开的治丧委员会筹备会后，低声对全体新闻记者说了一句话，明天大家发新闻，要指出或暗示这件案子与政治无涉。
这话恰恰说明了一切。
越是强调与政治无关，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许寿裳遇害前不到一年，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变。
这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是一场反对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群众运动，台北的街头曾经血流成河。
事变后，许寿裳编译馆的两位编审张常惺、李世模被警备司令部抓走了。
许寿裳三番五次找陈仪说情，反复催促放人，最后两人才被释放。
也正因为许寿裳介入了二二八事变，他的编译馆很快就被撤废了。
距离编译馆成立，还不到一年时间。
陈仪的密电把许寿裳请到了台湾。
1945年抗战胜利，许寿裳本来打算回上海跟家人团聚，没想到接到了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的密电。
陈仪在密电里说，要促进台胞心理建设，着力去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加强台湾的中国化，打算专门设立编译机构，请你主持。
陈仪、鲁迅、许寿裳三人是浙江绍兴老乡，1902年在日本留学时就相识了，还都加入了光复会，关系相当铁。
1904年，他们四人还在日本东京拍过一张合影，后来许寿裳把这张照片复制了送给鲁迅，鲁迅在1930年7月13日的日记里特地记了一笔。
许寿裳接到密电后思考了好几天。
去台湾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要离开家人，去一个被日本统治了50年的陌生地方，从零开始建设文化。
可他又想到，台湾刚刚光复，正是需要有理想、有学问的人去帮助同胞找回民族认同的时候。
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只身从上海飞抵台北，出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
他到了台湾才知道，任务有多艰巨。
台湾在日本统治下整整50年，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用心极毒。
拿淡水公学校来说，一共开设13门课程，重点科目全是日文读方、日文作文、日文写字、日语会话、日本史、日本地理，还有一门修身课，就是让台胞自愿臣服于日本天皇的奴化教育。
汉文课只占一门，还不列入升学考试科目。
这样搞了50年，导致当时600万台胞中大部分人的中文程度不足以阅读普通的中文书籍。
许寿裳对编译馆的定位很清楚。
他说，编译馆的要旨，一方面要使台湾同胞普遍获得精神食粮，充分接受祖国文化的教养，因为台湾过去所受的是日本本位的教育，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台胞有给以补充教育的义务和责任。
另一方面要发扬台湾文化的特殊造诣，来开创我国学术研究的新局面。
他把编译馆分为四组，学校教材组、社会读物组、名著翻译组、台湾研究组。
编写中小学教科书，他强调要有进步观念、互助精神、大众立场，宣传民主观念、爱国意识，反对复古倒退。
名著翻译组的任务更重，陈仪希望在短时间内译出世界名著500部。
这个想法来自日本，日本人大量翻译世界名著出版，以提升国民文化水平。
许寿裳广发函电，邀请李霁野、章微颖、谢似颜、缪天华等高手来台助阵。
不到一年时间，许寿裳亲自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列入光复文库第一种。
这是直接给方法论的工具书，有了它，台湾同胞学习国语国文就有了门路。
编译馆还译出了英国吉辛的《四季随笔》、波斯莪默的《莪默诗译》、英国哈德生的《鸟与兽》、俄国亚克沙科夫的《我的学校生活》等作品。
许寿裳在台湾还有一件更敏感的事，他在不遗余力地宣传鲁迅。
鲁迅和许寿裳的关系，用许广平的话说，是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1902年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补习日语时，两人就相识了，此后35年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鲁迅在日本剪辫子，是因为有许寿裳作伴。
他们一起研读《天演论》，鲁迅的处女作《斯巴达之夜》就发表在许寿裳主编的杂志《浙江潮》上。
鲁迅在上海遭难期间，第一时间写信告诉许寿裳。
鲁迅去世后，许寿裳不仅为他料理后事，还撰写了很多与鲁迅有关的书籍，比如《亡友鲁迅印象记》。
鲁迅逝世第三天，许寿裳就写信给蔡元培，请他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出版《鲁迅全集》，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鲁迅全集》编辑出版相关文献。
到了台湾后，许寿裳仍旧在宣传鲁迅。
他写了《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的精神》《鲁迅和青年》，还出版了《鲁迅的生活和思想》一书。
他对孩子们说，今日中国极需要发扬鲁迅韧性战斗精神，反动派多方诬蔑歪曲鲁迅的人格，想动摇广大群众对鲁迅的信仰，是极其卑劣的手段。
去世前一个月，许寿裳还举办了一个文艺讲座，请了几位进步教授，讲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文学，围绕鲁迅展开。
这次讲座对台湾知识界影响很大。
要知道，鲁迅的书籍，是当时的禁书。
许寿裳在二二八事变后不久开这样的讲座，无异于打当局的脸。
研究者认为，许寿裳意图透过鲁迅思想的传播，使得过去鲁迅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够再度在台湾掀起，达到台湾文化重建的目的。
可叹这样的编译馆，还没来得及发挥真正的作用，就被关了。
1947年5月11日，陈仪因二二八事件去职。
5月16日，编译馆就被裁撤了。
许寿裳在日记里写，新生报及省政府公报，载编译馆昨日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事前毫无闻知，可怪。
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谢的，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构，骤然撤废，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
编译馆的同事程憬之回忆说，魏道明主台的消息发表了，新任秘书长徐道邻曾与许先生三次共事，早就到了台湾，但许先生没有去看他。
人家问他打算怎样，他的答复是听其自然。
到魏道明到台湾的第二天，报章上刊出了编译馆撤销的消息，而许先生竟也在看报之后才知道这回事。
编译馆被撤废后，许寿裳转到台湾大学任专任中国文学教授兼文学系主任。
他仍然常常批评法西斯教育改革，仍然在发表研究鲁迅的文章。
有研究者认为，编译馆被关，和陈仪被去职这两件事，其实已经预示着许寿裳要出事了，他自己应当也有感觉，但因为还抱着一丝希望，他没有选择离开，他想要再赌一把。
这一次，许寿裳赌输了。
案子破得很快，快得让人生疑。
2月22日下午2时，距离案发仅仅三天，凶手高万俥就被抓了。
警方宣布，高万俥22岁，家住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五六巷15号，1946年11月曾在许寿裳主持的编译馆当工友。
编译馆裁撤后，许寿裳还介绍他到省编审委员会当收发，一直干到1948年1月底。
警方说，破案的关键是一把钥匙。
许家进住这栋日式房子时只拿到一把钥匙，可凶手显然有另一把钥匙才能开门进去。
警方找到曾在上家住户服务过的下女阿桃，她被警方问烦了，没好气地说，什么钥匙钥匙的，我记不清了，她们不会去问问别人吗，那时许先生不是派有两个人去看房子吗，在他还没有正式搬进去的时候。
警方顺着这条线索，找到当初为许先生看房的两个工友，陈合和高万俥。
陈合没什么嫌疑，但高万俥的神态很可疑。
警方在他身上搜出当票5张，其中一张是当皮鞋的，还搜出国币2万9千多元，又在他家发现一套很时髦的西装，看起来跟他平时穿的极不相称。
刑警拿着布尺要量他的身子，高万俥就全招了。
高万俥供称，编译馆裁撤后他一时失业，想起身上有许家大门钥匙，就在一天晚上到许公馆行窃，偷走许小姐的一辆新自行车。
这次尝到甜头，又用钥匙开门进去翻箱倒柜找钱。
许先生被声音惊醒，拿手电筒照射，他一时慌了神，就挥刀把许先生砍杀了。
3月13日，高万俥受审，当庭供认杀死许寿裳不讳，更说并无任何人指使。
18日，他被判处死刑。
24日，高万俥申请上诉，但状呈未述理由，只大写了不服上诉四个字。
1948年7月26日，《申报》登载高万俥被执行枪决的消息。
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许寿裳惨案凶手高万俥，前经台地高两院先后判处死刑，虽曾于四月间声请三审上诉，也经驳回，司法行政部执行令同时抵达，傍晚6时许，在台北监狱执行枪决。
犯临刑前，神色自若，遗书寄交其父母，嘱不要火葬，继即抽烟饮酒毕，向检察官要求一下子打死。
法警挟其跪下，后脑首中弹，未气绝，再于头部胸部各击一枪后，始毕命。
案子破了，凶手死了，可很多人不信。
文学编辑家范泉在1999年癌症复发后放疗中，勉力写下《许寿裳遇害》一文。
他说，日本友人横地刚先生来信，说许寿裳先生遇害，肯定是政治谋杀，不是一般的谋财害命。
最有力的证人是许案主审官陈醒民的自白。
据陈醒民揭发，在当时省主席魏道明的指使下，那些特务布置安插陪审爪牙，不由主审官分说，不容查验，三五天内匆匆定案，不到一月即执行枪决，以免查证。
横地刚先生在信中说，许先生遇害的关键，是因为他讴歌了给蒋家王朝敲响丧钟的鲁迅。
许多倾慕鲁迅先生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蓝明谷等，仅仅因为翻译鲁迅的《故乡》为中日对照课本，或热心介绍翻译的小田岳夫《鲁迅传》，都被逮捕后未经宣判而暗中杀害了，更何况鲁迅先生的挚友，写过许多深情怀念鲁迅先生的诗文的人呢。
1950年，周作人也认为许寿裳之死是政治谋杀。
他说，许常批评政府，很不客气，在重庆考试院时便是如此，久为特务所侧目。
陈仪走后，魏道明一上任，立即把编译馆裁撤，这是明显的给许一点颜色看，叫他以后可以识相点了吧，但是他毫不在乎，改在台大教书，依旧对学生大放厥词，即使因语言关系打一个折扣，这在当时总是极不痛快的。
许又常写文章，有好些关于鲁迅的短文，陆续在《台湾青年》上发表的着实不少，这也是很讨厌的一件事。
李何林和许寿裳的女儿许世玮，都将许寿裳的死，指向政治暗杀。
1947年夏，因许寿裳之荐渡海来台任台大中文系教授讲授词学的乔大壮，在1948年2月18日晚，还与许寿裳饮酒赋诗。
次日发觉许寿裳在寓所梦中被宵小连砍五刀惨死，惊悼特甚，心境益劣。
灵前致吊时，泪流不止，返回宿舍，直至半夜才让同事台静农等人离去。
又站在大门前以手电筒照着院中大石头说，这后面也许就有人埋伏着。
风声鹤唳之情景，可见一斑。
许寿裳被害后，受邀来台共事的李何林、李霁野等学者、教授纷纷离开台湾。
留在台湾的一部分人则选择了沉默，如台静农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只专心教授古文，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杨云萍等人也是如此。
台静农本是热血文人，在北平曾三次被捕，1934年7月因共产党嫌疑被押解到南京囚禁了半年之久，后由鲁迅托蔡元培、许寿裳等人营救获释。
可在台湾，因与鲁迅关系亲密，他被日夜监视，只得以诗、书、画、酒度日。
许寿裳被害案的破绽太多了。
高万俥既然意欲偷窃，又熟悉许家，为何不挑选许家无人的时间点，而硬是要闯入有人在睡觉的卧室行窃？
凶手供述说当时准备偷东西，被许寿裳发现了，许寿裳还拿着一个白色的东西要打他，他就把许寿裳杀了。
可当时许寿裳的房子里既然没有亮灯，凶手又如何发现许寿裳手里拿的东西是白色的？
按照凶手的供述，许寿裳被杀时是清醒的，这也与事实不符，因为许世玮发现父亲面容安详，没有丝毫挣扎痕迹。
当局还编过其他版本。
一开始说凶手是许世玮的男友陈耀祥，因为许寿裳不同意他们的婚事，证据是陈耀祥的皮鞋上有许寿裳的血迹。
接着又说杀许寿裳的是编译馆被开除的工友，说他因为失业而怀恨在心，可裁撤工友的事从来不由许寿裳负责。
后来，教育家陈醒民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案件发生后，特务和显贵们采用疏通、解释、利诱、威吓之举，是不言自明，其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隐秘。
许寿裳之死，究竟是谋财害命还是政治暗杀？
或许只有等到历史档案完全公开的那一天，才能彻底找出真相。
1950年6月18日，陈仪在台北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临刑前他沐浴更衣整容，连说人死，精神不死，昂首阔步走向刑场。
陈仪被杀的原因，是策动汤恩伯投奔中国共产党，事败后被免职囚禁。
鲁迅的这两个绍兴老乡，一个1948年死在台湾，一个1950年死在台湾，都没能看到他们所期待的那个新中国。
许寿裳的骨灰至今还在台湾。
他生前的好友吴敬恒、李石曾等人曾联名致函上海市长吴铁城，请协助将许寿裳葬于上海万国公墓鲁迅墓旁，让这两位生前挚友死后仍能相聚。
可这个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
许寿裳在台湾的时间只有不到两年，可他为台湾文化重建所做的努力，为传播鲁迅精神所付出的代价，都永远刻在了历史的石碑上。
正如他生前所说，今日中国极需要发扬鲁迅韧性战斗精神，这句话在70多年后的今天安徽股票配资公司，依然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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